求學歷程與產業背景：從社會工作到創業的旅程

我在大學時選擇了政大社會系，因為社工系的資源有限，所以被併入了社會系。在這段期間，我遇到了一位對我影響深遠的教授，他啟發我投身於社工這條路。這位教授在美國取得了頂尖的社工碩士和博士學位，他告訴我，他看到我身上有他年輕時的影子，讓我相信自己也可以在這個領域有所成就。

實習期間，我遇到的督導起初對我良好的家庭背景有所質疑，覺得我無法理解貧困和奮鬥的艱辛。但在實習結束後，他們對我的表現感到驚訝。我在18歲就考取了駕照，20歲擁有自己的車，總是開車去實習，這讓他們從一開始誤以為我只是誤打誤撞進了社工領域，但最終我讓他們刮目相看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在台灣工作了一年，專注於與高風險兒童和家庭合作，這段實務經驗對我影響深遠。後來，我決定在美國繼續進修，逐漸發現自己對婦女工作有更大的熱情，也就自然地轉向這個領域。

社工的性格特質與工作內容：台灣與美國的對比

我認為從事社工工作的人需要具備特定的性格特質。你的性格、想法和眼光，決定了你是否能在這個行業中持續走下去。許多人帶著熱忱和理想進入這個領域，但這只是開始。實際工作中，你如何面對人間疾苦，如何應對他人的痛苦，同時保持自我，這些都非常重要。

有些人認為需要承擔他人的苦難才能真正幫助到他們，但我認為專業和生活是可以分開的。我能夠在工作中真誠對待每一位需要幫助的人，但同時也保持自己的生活平衡。這種能力至關重要。此外，社工還需要對社會現狀有批判的眼光，能夠看見不公正，並思考如何進行社會改變。

台灣和美國的社工工作內容和形式存在很大差異。台灣的社工系統主要由政府主導，多數社工在公部門工作；而美國則更加草根性，社會福利系統由民間組織和NGO主導。在美國，社工沒有公職的設定，他們可以在民間組織、醫院等地方工作，甚至自行開業成立心理諮商所，這在台灣難以實現。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通常由民間發起，政府逐漸納入法規，形成一種制衡關係，這與台灣社工多數是公務員的情況大不相同。

美國的社工教育體系也非常完善。在我求學期間，學校每年培養大量專業社工，例如我們學校每屆有200名研究生畢業，紐約大學甚至有250名學生畢業。光是紐約市的社工研究所，每年就培養出數以千計的專業社工。

在學校，學生分成四大組：臨床組、社區發展與基礎諮商組、社會政策組和行政管理組。臨床組主要培養未來的心理臨床諮商師；社區發展與基礎諮商組專注於社區建設；社會政策組的學生有機會在眾議院、參議院實習，與議員們共同制定社會政策；行政管理組則常被稱為社工界的MBA，他們可以進入HR部門，從事員工訓練和福利設計等工作。

這些經歷讓我看到，社工的發展空間和可能性是如此廣泛。這些訓練和視野的拓展，讓我在之後的創業路上充滿信心和底蘊。

從德國經驗到現在的工作：命運的安排與成就

當年由於男友（現在的先生）搬到德國，我也隨之來到這裡。其實那時候我並不會德語，只是天真地以為在柏林這樣的國際大城市，應該可以用英文找到工作。然而2013年的德國對外國人找工作並不像現在這麼開放，尋找合適的工作非常困難。我一邊學德文一邊找工作，卻始終無法找到合適的機會。後來，一個契機讓我回到學校繼續學習。

2014年，我來到紐倫堡阿爾蘭根大學攻讀人權碩士。這對我來說是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。我是這個碩士班的第一屆學生，也很幸運地遇到了非常優秀的教授，這個班級要求有工作經驗的人才能申請。我本來對法律就有興趣，但母親曾勸我不要選這條路，擔心法律會讓我失望。而人權則是一個不同的視角，它有助人為本的法律基礎。

我的碩士論文專注於婦女相關問題，研究公共場地騷擾。我很幸運地得到了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教授的指導，他是宗教信仰和性別相關人權領域的權威。此外，我們的教授團隊中還有三位與聯合國合作，還有一些教授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政治顧問，專注於難民和人權法律議題。能夠與這些頂尖的專家一起學習和工作，是一個難得的機會。

這段經歷讓我對哲學思想、人權和倡權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也為我後來從事Doula陪產及推動生育自主權奠定了基礎。我更加明白人權的重要性，以及人類尊嚴需要被推廣和保護的原因。這些學術和實務經驗，讓我在制定和執行人權保護政策時，擁有了更全面的視角和更充足的準備。

 從夢想到現實：Hsin-Yi Doula Care 的創辦初衷

在結束德國的學業後，我決定回台灣看看，畢竟已經在國外待了六七年。回國後，我在現代婦女基金會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負責建立一個創傷復原中心，專門幫助那些在童年遭受性侵害卻從未說出口的人。他們在成年後因人際關係或情緒困擾，終於決定尋求幫助。這些「黑數」案件從未被通報過，因此也從未獲得正式的協助。在基金會工作了三年後，我的先生獲得了在德國的大學研究助理職位，也同時完成他的博士學位。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我們便決定再度搬回德國。

這次，我清楚知道在德國找工作不容易，因此決定自己創業。其實，這個想法早在十年前我在紐約工作時就有了。當時，我遇到了一些老師，他們都是Doula，也身兼社工。他們全面照顧婦女，從懷孕到產後，並對女性在這過程中的壓迫和暴力有深刻的理解，提供陪伴、支持和倡議。我當時對這個角色感到非常有興趣，並告訴自己有一天也要成為Doula。

這個念頭一直埋藏在心裡，直到決定搬回德國時，我才想到可以實現它。我開始研究如何成為一名Doula，接受相關訓練，並拿到證書。在德國，我開始了自己的Doula事業，專注於教育和倡議，陪伴許多準備生產和產後的婦女。這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，經過多年的醞釀，終於有機會實現。我覺得時機成熟，也有足夠的基礎和能力來創建自己的事業。我會規劃、計劃、預算，並建立自己的網絡，這些都讓我有信心走上創業之路。

這個角色一直在我心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，我認為它非常有意義，可以陪伴婦女走過她們人生中重要的階段。儘管過去因為求學和工作關係暫時擱置，但現在我有機會重拾並實現這個夢想。

Hsin-Yi Doula Care 的核心理念與願景

作為一名女性，並且在成為Doula的過程中成為媽媽，這讓我對於Hsin-Yi Doula Care的願景有了深刻的體會和目標。我希望每個女性，不論是否選擇成為母親，都應該擁有她們自己的自主權。這包括生育自主權，女性應該能夠決定何時生育、是否生育、如何生育，以及如何養育孩子。同時，這也包括她們是否選擇墮胎的權利。

這是我成為Doula的一個重要使命——讓更多女性知道，她們天生就擁有這些權利，她們有權利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選擇。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在現代社會中，女性仍然面臨來自生育這一社會責任的壓力。無論在台灣還是其他文化中，女性的身體常常被賦予傳宗接代的責任。我的目標是推廣一種新的概念：女性對自己的身體和生育擁有最高的自主權。

此外，我希望在整個懷孕、生產到育兒的過程中，幫助家庭減少創傷。許多人在談到生產經歷時，往往描述為充滿恐懼和痛苦。我希望能夠將這些創傷降到最低。如果過程順利，這對孩子也會有正向的影響。這是一個循環：如果母親在過程中經歷了創傷，這些創傷也可能影響到孩子。

我的工作目標之一是打破這個惡性循環。與產婦交流時，我經常聽到她們或她們母親的負面生產經驗。這些經歷往往深深影響即將成為母親的她們。我希望通過我的支持和陪伴，能夠改變這些經歷，讓過去的傷痛止步，幫助這些即將成為母親的女性，讓她們的孩子能夠在一個更健康、不受創傷影響的環境中成長。

提供陪產與產後支持服務的主要內容與挑戰

「Doula」一詞源自希臘文，原意是「侍女」，在古希臘，有錢人家會有侍女來照顧家庭成員。這個詞在1970年代開始被用來形容專業陪伴婦女生產的角色。隨著醫療的發展，生產從家庭轉移到醫院，帶來了許多醫療介入，使得生產過程變得冰冷且機械化。Doula的出現，旨在減少婦女在醫院生產中的不適感，提供情感和心理支持。

在懷孕、生產和產後，Doula不進行醫療診斷或介入，而是提供心理和身體的支持。在產前，我們與產婦討論她們對生產的期望，包括是否希望有藥物介入、是否自然分娩，以及環境布置等，以幫助她們實現理想中的生產方式。生產過程中，從規律宮縮到寶寶出生，我們全程陪伴產婦，提供持續的支持。產後，我們會到產婦家中，幫助她們適應育兒生活，如餵奶、安撫寶寶、換尿布和洗澡等，甚至準備月子餐，確保她們得到良好的營養。

這些工作需要細膩的觀察和溝通能力，以支持整個家庭。雖然我們不具備醫療技術，但我們的工作對於家庭來說同樣重要。

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改變人們對生產的認知。許多人對於醫院生產的冰冷和機械化有既定印象，我們需要花時間教育和引導產婦及其家庭，讓他們理解和接受我們的支持方式。另一個挑戰是處理產後創傷，例如曾有流產經歷的媽媽，我們提供創傷輔導，幫助她們面對和處理這些創傷。

為了克服這些挑戰，我們不斷學習和提升專業能力，參加培訓、研討會和工作坊，了解最新的研究和技術，並應用於實際工作中。同時，我們也與其他專業人士合作，共同提供全面的支持。在與產婦及其家庭的互動中，我們強調平等和尊重，建立信任關係，讓他們更願意接受我們的支持和建議。

總而言之，我們的使命是幫助產婦及其家庭度過平靜、順利的生產過程，減少創傷，促進母嬰健康。這是我們工作的核心目標。

難忘的服務案例：遠距陪伴的力量

在疫情期間，我經歷了一個讓我印象深刻且深感意義重大的服務案例。這是一個遠距離的陪產服務，涉及一位在台灣的小產產婦。她是通過遠房親戚介紹給我的，已經歷過三次小產，而最後一次更是在寶寶25週的時候心跳停止，對她來說是個巨大的打擊。她本以為這次終於能穩定下來，但卻再次失去寶寶。

我陪伴了她將近一年，每一到二週進行一次約一個小時的線上對話。在這段時間裡，我幫助她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日子。我們的陪伴結束時，她告訴我她再次懷孕了。儘管我們已經談好結案，但我仍然為她提供了其他的支援。最終，我從親戚那裡得知，她順利生下了寶寶。

這個案例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鼓勵。我陪伴了一位從不敢再懷孕、受到社會和家庭壓力要求再試一次的女性，幫助她重新鼓起勇氣。最終，她成功地面對了這個挑戰，並迎來了她的寶寶。這讓我深感自己工作的價值和意義。

這段經歷讓我明白，創傷療癒的目標往往不是簡單地放下或忘記，而是學會與創傷共存。我陪她走過了創傷，幫助她找到與過去共存的方法，使她能夠再次勇敢地面對未來。這不僅對她意義重大，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深刻的體會，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工作能夠幫助人們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和勇氣。

成為母親後對Doula職業的深層體悟

身為人母之後，我對於Doula這個職業有了不同角度並且更深刻的體會。Doula的陪伴對於生產經驗的影響是很巨大的，有與沒有Doula的陪伴，感受上的差別非常明顯。在我自己生產的時候，我也找了一位Doula，這讓我深刻體會到，即使你本身是Doula，也需要另一位Doula的支持。

我認為如果每位媽媽都能有一位Doula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在成為母親的路上，若身邊有個可以扮演這個角色的婆婆或媽媽，那妳可能不需要一位專業的Doula。然而，大部分人與自己的婆媽之間，總會有一些過去的糾結和情感上的牽絆。因此，有時候一個客觀的第三方進來，會讓整個過程感覺清新很多。

就我個人經驗而言，我無法接受我的母親在我生產時陪在我旁邊，因為情緒糾結太多。即使在坐月子期間，我也請媽媽第一個月不要過來探訪，因為她的擔心和育兒方式會給我帶來很大的壓力，而作為新手媽媽的我無法處理這些事情。因此，有時候一個界線明確且功能清楚的局外人進來，為你的生產願望和育兒自主權守門，反而讓你感到更安心。

成為媽媽後，這讓我覺得做Doula這件事更有意義了。通過自己的生產經驗，我更加明白許多女性在生產時十分需要這樣一個角色。這份工作與我的親身經歷緊密相連，使我更加堅信陪產員這個角色能夠長久持續，作為我的志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