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國護理人才短缺，也因此有越來越多台灣人把護理人員職訓 (2020起為 Pflegefachmann/Pflegefachfrau Ausbildung ) 列為在德發展的選項。Christin的故事或許和你想像的不一樣——她在台灣唸的是外語，完全沒有醫護背景。曾在台中奇妮、ClubMed 做過行銷、醫護相關經驗僅有在台灣照顧外婆。2015帶著打工度假簽證來到德國養老院，經過 Bundesfreiwilligendienst（德國聯邦志工服務）的經驗，剛過三十的她、在異鄉、在語言的重重關卡之間，一步一步念完了三年護理Ausbildung，成為今天在安寧病房工作的正職護理師。

緣起：一個想「學點什麼」再回家的女兒

Christin的德國緣分，要從她四歲說起。

父親當年公費留學，把一家人帶到了德國。Christin在這裡讀到小學三年級，再隨家人返台，繼續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的人生軌道。語言雖然一度生疏，心裡對德國的那份牽掛卻從未真正消失。

求學的路上，她從文藻英文系一路銜接到輔大德文。雖然家裡希望她多念英文，但她把重心都放在德文上，課外時間透過翻譯活動、雲林偶戲節、德國飯店實習，一次次找機會回到德國，慢慢重建起在這片土地上的關係與根基。

畢業後，Christin在台灣的前幾份工作是在CLUB MED與奇妮，做了近五年的年行銷相關工作。2013到2015 她工作之餘同時在照顧外婆，「我知道我讓她帶給她有歡樂，但是一些專業的技巧上面還是有缺乏。而亞洲的文化其實大宗是將來會需要照顧（祖）父母，我會希望在專業上能更為精進。」這個念頭在她心裡安靜地種下了。

快三十歲的時候，德國打工度假簽證的年齡門檻逼近，她決定用這個機會，「趁要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前，再回德國一年。」目標很清楚：去養老院待一年，學點照顧老人的真本領，回台灣後再踏入人生下一章。

沒想到，這一去，就在德國待下來，並建立一個家庭了！

養老院裡的觀察：「這不是我想要工作的方式」

2015年，Christin帶著打工度假簽證落地德國，進入養老院擔任聯邦志工（ Bundesfreiwilliger） 一年。

前後在兩家養老院總共工作兩年是重要的觀察期。她發現在養老院裡，不同資歷的員工工作方式差異很大——Altenpflegerin（老人照護師）與Krankenpflegerin（護理師）在細膩度與專業知識上的落差肉眼可見。與此同時，她也看到了一些讓她難以接受的工作文化：霸凌或傷害方式照顧病人。

「我就開始決定說那我要自己念我的Ausbildung，然後我就可以告訴說我的Team要怎麼工作。」

這句話，是Christin後來撐過無數艱難時刻的初心。她不是單純為了薪水，不是只因為想要留在德國，而是親眼看見了「不應該是這樣」的照護現場，想要有一天能夠說得上話、帶得動團隊。

她決定朝醫院護理（Krankenpflege）而非養老照護（Altenpflege）的方向申請Ausbildung，因為前者的專業深度更高，更符合她想走的路。

申請過程：一封沒有語言證書的求職信

申請Ausbildung，通常需要至少B2的德語能力證明。Christin手上只有一張十五年前的B1證書。

她沒有時間去考新的，也坦率地說「我也不想去考」——因為她清楚知道，自己的實際語言能力遠超一張紙能代表的。

她選擇直接打電話給醫院，說明狀況，表示希望能透過面試展示口語能力。她申請了所在城市（Karlsruhe ）的兩家醫院——Städtisches Klinikum Karlsruhe 與 St. Vincentius （現為Vidia）的醫院。前者一年只招一班、面試排程太晚，再加上她簽證即將到期的壓力，她選擇接受後者更快的回應。

就這樣，Christin靠著一通電話和一場面試，沒有語言考試分數，進入了護理Ausbildung。

這也說明了一件在德國辦事常被忽略的事：直接溝通、說明狀況，往往比無聲等待更有效。

Ausbildung三年：輪迴、考試、與那個差點讓她放棄的單位

德國護理Ausbildung為期三年，學校與醫院交替進行：在學校上課四到六週，再回醫院上班，以早班、晚班、夜班輪流排班，然後中間穿插各種考試，如此循環，三年不間斷。

Christin算了一下，三年下來她大約輪轉過十五個不同單位。「每一次去單位就等於是你是像重新入職一個新公司，新的同事，新的工作環境，新的工作規則。」每一輪都是新的壓力，新的適應，新的人際關係。

班上的組成

她入學時班上約有三十八到四十人，半年後的淘汰率大約有四分之一。最終約三十人一起參加畢業考。班上年齡層偏低，介於十七到二十五歲之間，有三個同學入學時甚至還未滿十八歲。Christin和一位非洲同學是班上唯二超過三十歲的學生，那位同學同時也是班上唯一帶著孩子念書的媽媽。

「如果真的要唸Ausbildung，一定要有後援。無法想像那時候如果我有孩子要唸，然後沒有後援的話，怎麼有辦法唸完這個。」Christin如是建議。

那位非洲同學有阿嬤幫忙帶孩子，撐過這三年，期間孩子生病還是得請假。Christin自己那時候沒有孩子，回頭看才覺得慶幸。

學校的挑戰

外國學生在課堂上面臨的最大障礙，不只是詞彙量，而是語速與方言。德國護理課的老師不會因為班上只有兩個外國人就刻意放慢，某些老師甚至習慣夾雜 Pfälzisch（普法茨方言）上課。Christin想出了自己的辦法：坐在兩個最會念書的德國同學旁邊，下課立刻問他們沒聽懂的部分、請他們分享筆記。

此外，她還有一個固定習慣：下課後不急著回家，留在學校再自習兩小時，把當天的內容重新複習一遍，再回家和伴侶一起過正常生活，因為她體認到：「回到家根本無法專心念書，無法有動力與環境再去複習。」

那個差點讓她放棄的單位

三年輪轉中，有一個單位讓Christin一度想放棄。她形容那段是個「被霸凌」的經歷——某個正職員工心情不好，習慣拿她當出氣筒，在語言上「修理」她，做什麼事都要被刁難一下。

「通常Azubi的地位就是比較低，所以如果要被欺負的話也是那種最容易被欺負的對象。」

她撐過去了。後來她畢業後回去那個單位，聽說那個員工早就離職了—— 其他同事也或多或少覺得那是他個人的問題。這段插曲雖然難受，卻也印證了一件事：不是所有單位都是如此，那只是個別的人的問題。

德國護理 vs 台灣護理：一個從業者的觀察

Christin在德國工作多年後，對台德兩地護理文化的差異有些許的觀察。

德國護理師的工作範疇比台灣廣，清潔、梳洗病人也是護理師的職責，而不是交給看護或家屬。這看似「繁瑣」的工作，其實有重要的臨床意義——透過每天為病人清洗、接觸身體，護理師才能持續觀察皮膚狀況、自主能力、行為變化，這些觀察對於後續安排物理治療或轉往養老院都是關鍵依據。

她也觀察到：來自其他國家的護理師因為在祖國因為職責不同，來德國後會認為清潔照護方面並非自己的工作，因而與德國培訓出來的同事產生摩擦。德國目前積極從印度或菲律賓等國家引進醫護人員，經由認證(Anerkennung)程序讓他們在此就業，填充德國的人力缺乏，而部分人員剛來德國時，德語能力幾乎為零！「他們聽不懂你在跟他們說什麼，他們就會跟你說好好好，然後做出來的東西不是你要求的。」語言不通，在護理工作裡是真正的隱憂。

薪資方面，Christin認為德國護理薪資在當地屬於中等水準，取決於願意排多少假日班和夜班，因為這些班次的加給是免稅的，差距每月可達三、四百歐元。就生活品質而言更重要的是：在德國下班就是下班——「在輪班 7、8小時之後、交辦完事項，基本上就沒你的事了。」偶爾有緊急狀況，同事打電話來也會先道歉說打擾到你的私生活。這種職場文化，對許多習慣「下班後還要回訊息」的台灣人來說，是真實存在的解脫。而且年假是30天起，若有規律夜班，休假也會增加。

從外科到安寧病房：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地方

畢業後，Christin先在外科病房工作。外科病患流動快、平均住院三到五天，工作節奏像流水線，護理師與病人之間很難建立深度關係。醫生也比較不重視護理師的臨床觀察，「外科他們的病人就只待個三到五天就走了，所以他們病人一些我們覺得很重要的行為，他們覺得不重要。」

去年九月，Christin轉到了安寧病房（Palliativstation）。

這裡的工作節奏完全不同。病人可能一待就是兩週，護理師有時間真正認識每一個人。醫生與護理師之間的溝通更平等，Christin可以自主判斷某些處置是否必要——「有些藥可以自己停掉，或者那個測量生命體徵都可以自己停掉壞或開始輸液嗎啡，然後你不做這事情可以去跟醫生講原因，然後醫生基本上都會接受。」

但安寧病房也是情緒強度最高的地方。病人可能上個月還在西班牙旅行，這個月就躺在病床上，三天後離開人世。去年十二月，Christin有一個班次，四位病人在同一天離世。「雖然你知道他就是病人，他就是會、就是要即將走了，但是真的發生的時候那個衝擊還是蠻大的。」

她在這裡找到了護理師這個身份真正的意義：陪一個人走過最後的時光，幫他的家人承接憤怒、恐懼與悲傷，讓他在有尊嚴的狀態下離開。「這是我當初學護理最希望能做到的事情。」

懷孕、育兒與職場：德國的保護網與生活的真實安排

念完Ausbildung，開始正職工作十個月後，Christin開始備孕。那年她三十六歲，已算高齡產婦，加上輪班工作與體型因素，她以為不會那麼快懷孕。沒想到第二個月便懷上了。

得知懷孕的那一周，她選擇去上最後一個晚班（因為晚班不需要推床、碰撞的機會少），然後通知主管。這中間無需隱瞞，上司和同事都一致給予滿滿的祝福。

德國職場對孕婦有完整的保護機制，稱為 Mutterschutz（母親保護法）。依照醫護工作性質，孕婦需要轉為文職，。加上當時因為COVID疫情，醫院必須保證孕婦不會接觸到病人(獨立辦公室)，醫院無法滿足這個條件，更無法確保孕婦不會在工作期間受到感染，因此Christin 這一路上處於禁工(Beschäftigungsverbot (BV)狀態，一直到孩子出生前6週到產後，依法申請Mutterschultz、育嬰假，前後約兩年半。

回去上班後，她沒有立刻恢復全職，而是選擇了週末班——週一到週五由她在家顧孩子，先生上班；週六日她去上班，先生在家。這是護理工作特有的彈性所帶來的可能性。

孩子三歲上幼稚園後，她調整為65%上班，並開始輪大夜班。今年，她轉到夢想中的安寧病房，先生以育嬰假的方式在家照顧孩子整整一年，支持她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。

「他就很支持我，他這一年就是用無薪育嬰假的方式待在家裡，讓我去工作，因為我換到我夢想中的單位，他就很支持我。」

語言，是一切的基礎

Christin在整場訪談中反覆提到語言。她認為，不管你選擇哪個Ausbildung領域或在異鄉生活唸書，語言都是核心。尤其在護理這個行業，語言的重要性更是直接關係到病人的生命安全與照護品質。也讓你更能融入當地文化.

護理師不只是執行醫囑，更需要與病人建立信任關係，真正理解他們的需求、恐懼與心願。「你要去幫他們包容他們的情緒，包容他們的憤怒，然後安撫他們，這都是我們工作。」這樣的溝通，方言、語速、用詞都會構成障礙。「如果病人發現你並不懂，他們也會馬上關閉溝通意願。」

她自己的語言養成，不靠補習班，靠的是真實生活的沉浸：住在德國家庭裡、交德國男友、去念德文系、在工作中不斷觀察與開口。她建議想來德國的人，不要把語言課放在德國之後才想，要把它當成來德國之前就得做的準備。

給想走這條路的台灣媽媽的話

Christin最後整理了幾個她想傳遞給有興趣的人的重點：

語言先準備好。 Ausbildung課程會幫你補專業知識，但語言沒辦法替你準備，那必須是你自己的基礎。台灣的醫護教科書使用拉丁文，與德國護理術語有重疊，可以帶幾本來。

找到你真正想念的領域，再出發。 不然三年很長，沒有明確的動力很容易撐不下去。

準備完整的文件。 德語能力認證、出生證明、無縫的生命歷程（Lückenfreier Lebenslauf）——這些在德國的行政體系中都是必需品。

如果有孩子，確保後援到位。 沒有後援的情況下，邊帶孩子邊念三年護理Ausbildung，會非常艱難。

記錄你與政府單位的每一次接觸。 日期、時間、辦公室、與你談話的人——Christin在簽證卡關時，正是因為有這份記錄，才找到那份被遺忘在抽屜裡整整八個月的文件。「德國什麼都要記錄，我覺得這是一個生活技巧。」

伴侶的支持，是真實的力量。 Christin在念書期間數度崩潰，是男友的包容讓她撐過去。她說：這整個過程，並不是一個人的事。

後記：從行銷人員到德國安寧病房

從台灣的行銷工作、到德國養老院學徒、再到三年護理Ausbildung、轉向外科病房、最終在安寧病房找到歸屬，Christin的路走得不算直，但每一步都是有意識的選擇。

她坦白說，「如果要回頭看，我可能不會再走這條路，因為真的還蠻辛苦的。」但她同時也說，「可是我並不後悔走了這一趟！」

這兩句話並不矛盾：真正有意義的事，往往如此——走過了，才知道這是一條值得前進的路，儘管這條路有多麽艱難！

Christin目前在德國從事護理工作，同時正考慮長遠將來是否帶著家人返台照顧年邁的父母，在德台之間持續找尋那個屬於自己的平衡點。

本文由媽媽互助銀行整理自訪談錄音，受訪者已同意公開分享其故事。